「后新冠时代」的困境与机遇： 文明冲突 vs. 文明融合 by 甘逸骅

新冠灾难：大困境 vs. 大机遇

人类是唯一懂得将过往生活轨迹纪录成历史的生物，但人既健忘又现实，大多时候只记得当下，历史只不过是考试的科目，或是茶余饭后炫耀自己学问的谈话数据；人善于洋洋洒洒地规划未来，例如新年总有新希望，但通常只是穷于应付着变化；人总试图说服自己，危机就是转机，如能谨记危机的教训，似乎便能预防或有效处理下一次危机，但人类的危机一件接着一件，过往的危机好像对未来也发挥不了什么启发的作用；世人总夸夸其辞，合作与分享是人类特有的优点，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合作能够带来互利共赢，但当面对危机时，各国的国族主义死灰复燃，重私利轻互利，竞争远胜于合作。

当前全人类面临新冠肺炎的严重威胁，有人说是「百年一遇」甚或「千年一遇」，如果单纯从受灾规模来看，新冠或许还不至于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害。但是，如果从影响的地域范围，影响的人数，尤其考虑到在全球资通讯高科技盛行后，所有相关的疫情讯息超越国界且无远弗届的立即传播，世人所遭遇新冠可能致命威胁所产生的恐慌，已在全球各地相互强化。尤其在整个地球各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地方实行隔离与封锁的特殊状况，再考虑到此一危机可能为人类整体所带来的启示与冲击，新冠的威胁应该是人类历史之前所未见。

新冠肺炎对人类的冲击，凸显了人类在生理与心理所存在的共通脆弱性。人类在历史上灾难频仍，但大多数的灾难如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都局限地理的一隅以及具体可见，人们还能运筹帷幄，多少都还可看到人类面对灾害所具备的强韧性。但这场无火光四射、无烟硝弹雨、无飓风恶浪、无地动天摇的病毒灾难，世人初始的反应是事不关己，以为自己应该能于病毒噬孽之际全身而退，但等到病毒快速延烧时，人们开始筑起心理的防卫高墙，恐慌到处蔓延。我们看到号称科技昌明的二十一世纪各国，面对疫情，各行其是，毫无一套可行的抗疫标准；我们看到平常循规蹈举的当代文明人，在超市抢购日常用品；我们看到平日高举普世价值的政府，在面对疫情所展现的荒腔走板，早已将狭隘的国家利益摆在前面，各国之间相互叫嚣，甚至只是为了保护政治人物的私利。

于是，无形无色的病毒为人类所带来的恐惧、疏离与不确定感，还远胜于天崩地裂、烽火连天的天灾人祸。就在此特殊的时刻，全体人类的脚步竟能同时放慢，密如蜘蛛网的航空交通网突然嘎然而止，大自然因人类活动的暂停而稍稍获得喘息，家人每天窝在家里重新认识彼此与自己。上天以极其独特的方式，在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因科技快速发展导致精神文明的错置之后，让人类得以静下来开始反思自省。

当人类一起面对共同的威胁来源，不再是其他国家、其他种族、其他宗教，甚至不是有地域性的天然灾害，而是一场无边无际的病毒蔓延时，我们是否能记取历史教训，并将它做为经验的传承；还是在疫情之后，由它随风而去？我们是否能以集体的力量，将这场灾害的所有经验，形成人类共同的无形资产，以策划未来人类面对病毒以及各种灾难的准则；还是将来仍穷于应付变化？我们能否将这个上天给予人类难得的试炼，将危机化为转机，成为人类重新思考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良机；还是只是忙于应付危机，并且等待下一次危机的发生？我们能否善于运用这病毒威胁的跨国界、跨种族的特性，各国团结起来为人类未来共同抵抗灾难而合力奋斗；还是各国依旧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抵制与竞争？

真正的解答可能得重新回顾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极具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主要论点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究竟人类的东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仍是各自为政，甚而相互攻讦形成冲突，抑或文明之间找到共同提升的能量，将决定了人类在未来面对共同灾难的人性高度，也将决定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的走向。

新冠威胁扩大的肇因

            人类面对的灾难从未稍歇，病毒或细菌的威胁更是层出不穷，但为什么始于2019年末的一个病毒会为全球五大洲带来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以及心理上的恐慌与不安？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地，全球化是人类在过去数个世纪，尤其是过去一百年来，在当代科技、交通工具与传播媒体不断创新革命性发展的代名词，但也是同样的发展导致新冠病毒快速传播的原因。人类在尖端科技的进步，大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带动了城市化的高度发展，但人类越来越得意自满，自认人定胜天，却不知已违反了自然法则，终将受到自然的反扑；交通工具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型态，人的生活轨迹从原本的乡里延伸至寰宇，不断缩小的地球村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但世人快速移动的方式，也提供病毒如星移电掣般传播的媒介；二十世纪也见证了传播媒体的快速发展，从传播方式的平面到立体，从信息获得与沟通的单向到多向，从时间轴的延迟到立即，从地理环境的地方性到国际性，传播科技与方式的进步为人类带来无边界、无时差的新沟通模式与信息获得的方式，但在此同时，任何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包括病毒，都藉由当代媒体的实时传播，甚或夸大与扭曲事实的报导，造成对人们普遍的恐慌。全球化带给人类史无前例的福祉，但也是人类灾难快速散播的推力。

            过度的国族主义是另一个得以解释新冠病毒威胁快速蔓延的原因。当此病毒从地球的一隅开始爆发，然后不断地越过人为与自然的边界向其他国家扩张，我们所期待的人性光明面，期待各国抛弃成见，携手共同抵抗病毒，都没有实现。相对地，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国家，敝帚自珍，自扫门前雪，各自实行不同的策略来应对病毒的威胁，看不到国家之间横向的链接，相互交换信息，或是相互支持。更糟糕的状况是，主要国家之间相互叫嚣，推诿卸责，不但无法结合各国优势，为防疫截长补短，反而相互掣肘，拖延了合作的契机。如此过度的国族主义，只顾狭隘的国家利益，甚或参杂了政治人物的一己之私，导致本应合力寻求的全球对应付诸阙如，丧失了及早而广泛防疫的大好机会。

            人类长期以来自恃高科技的发展，自认为人类的力量可以战胜自然，又特意追求物质的满足，为了生活的便利，过度开发大自然生物与生态的资源，形成肆意满足物欲的生活方式。虽然新冠病毒的真正起因仍众说纷纭，但总是大自然对人类当代纵恣生活型态的大反扑，提供人们自我省思的机会。不只是病毒，近年来全球遭遇各种灾害，都对人类造成规模不一的威胁与损失。为了快速的工业发展与经济成长，全球各地污染严重，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回过头来又危害了世人的健康。另外，由于高度都市化的结果，以及人在物质生活改善后的贪念，再加上天然环境的恶化，提供了人与野生物种接触范围扩大的机会，因而使得人畜共通传染病的可能性增加。尤有甚者，有些国家发展生物武器，实验室制造的特殊型态的病毒或细菌，具有外泄的可能性，造成难以弥补的灾害。以上种种因素，都说明了人类的自私与短视，形成了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伤害，当然，最后灾难也难免反击到自己。

            综合上述，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无论最后能否证实来源为何，这个威胁只是人类现在与未来面对众多灾害之一，这些终将伴随我们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造成如此的高度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因为人类过度滥用自然资源，破坏天然环境，所导致的后果。至于未来的传染病或自然灾害将为人类引发多大的威胁，还是得看人类如何累积经验与产生集体的智慧，防微杜渐，来面对这些可能的灾难。 

东西方制度之争？

            原本毫无「歧视性（或，无差别的indiscriminate）」、跨边界的新冠病毒传播，却引发全球相互指责防疫不力，成为各国领袖争功诿过的借口。甚至众多国家媒体或分析家纷纷高举国族主义大旗，刻意藉由各国的防疫比较来综合东西方防疫的优劣，藉以凸显自家在危机处理时的卓越性，甚至演绎成为何种政治体制更为优越的宣传战。东方与西方的政治人物与媒体甚至开始不甚理性的辩论，就连是否戴口罩如此简单的动作，也被双方拿来当作相互指责的道具。

            东方的防疫模式当然主要是以中国为主，一方面是因为新冠疫情发自于湖北武汉，然后不断向外蔓延；另一方面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也足以凸显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从疫情一开始的混沌不明，到确认新冠可能犹如SARS的威胁性，中国开始以积极介入的措施，试图控制疫情的快速扩大，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也最严格的非医疗干预，封城、封省、锁国措施一一推出，辅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与庞大的经济配套措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这个极具威胁传染病的扩散，但也付出极为可观的社会经济成本。另外，中国人也自认是从大局着眼，重视纪律与服从，虽牺牲一我之自由，却得以换得大我与小我的安全。

            然而，从西方角度，尤其是美国观点，中国的防疫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西方政治人物与媒体强烈指责中国是疫情全球蔓延的罪魁祸首，中国一开始隐匿疫情更是灾难的开始。对于中国采取严厉的封锁举动，西方的态度则显得矛盾。当中国实行封城与封省，西方批评中国的极权体制对于人民行动自由的严格管控，但当西方各国亦遭受病毒侵袭时，西方又改口，抱怨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太慢，导致病毒快速传播。当疫情快速失控后，一些西方国家更是表现得荒腔走板。另外，西方媒体也主张，中国政府处理新冠疫情的初衷，一切都是为了维系独裁政权的永续执政，而非真正从人民的福祉出发。相对于贬抑中国的防疫政策，西方高度赞扬亚洲民主政体的相对措施，包括韩国与台湾，由于民主制度的开放与自由，使得亚洲民主国家在面对新冠疫情的传播时，能够将疫情讯息予以高度透明化，并在向人民充份沟通与对话的过程中，民主政府建立了与人民的互信，共度难关。

            事实上，东方与西方在疫情防治这么单纯议题之上的相互攻讦，是在更大格局与架构上双方权力动态平衡的缩影。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已经逐渐形成共识，相较于国内的社会问题或是恐怖主义威胁，或是国际政经环境的改变，以及自然灾害的危害，中国才是西方面临的最大威胁，中国发展模式才是当前由西方主导全球政经体制的最主要变量。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中国在本身疫情稍缓之后，行有余力协助包含西方的其他国家，本来期待全球对于中国在信息与医疗资源的分享，有所感激与回馈，未料西方反而处处与中国作对。因此，中国反过头来开始批判西方，认为西方社会的反中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显，并且有意趁着疫情，大力削弱中国刻意利用疫情壮大自己的力道，中国甚至指责西方制造事端，在香港的「港版国安法」，以及台湾因防疫成功在国际社会地位上涨的状况下，西方刻意打压中国。

            然而，单纯地以东西方迥然不同的政经体制去看待两者防疫政策，甚至以此比较专制独裁与民主政治的优劣，实在已经离题。在政治体制的差异化上，中国的高度集权使得政府得以使用庞大的国家与社会资源，采取积极的手段，促使人民遵从其指挥，因而强化了人民对「大政府」的信任；反观西方国家，人民讲求个人主义，从未对政府有过多的期待，人民习惯于依赖自身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政府也必须在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下运作，尽管实施紧急命令，也只能在最短时间内尽速解除。

            无论以何种方式与数据去比较东方与西方在防疫的表现，甚而比较东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劣，都不能掩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新冠疫情或是未来更多对人类的威胁，都非人类生活的常态，在时间的比例上均占少数，我们无法以处理特殊状况的微观表现与能力，来评判巨观的政治制度的优劣。但单纯从集权制度vs.民主自由的比较来看，集权统治的确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更为有效地提供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面对突发威胁时的及时性安全；而民主制度则是人民追求自由与捍卫人权的保障，只是在非常时期必须依照法律适度将人民的权力暂时转移至政府，以有效治理危机。至于是否这场疫情真能为世界带来一些正面的回馈，那就得考验东西方的智慧了。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必须更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基本人权，才能解放人的思想，发挥创意；重视个人主义的西方则需看到「大政府」也有一定价值，尤其在面对未来可能的危机，人民需更要求政府以有效方式强化其能力。

            所以，单纯地以此次新冠病毒来检视东方与西方在政治体制的优劣，将防疫的成败当作是集权与民主的制度竞赛，实是以管窥天，无法看出全貌。严格来说，两大制度在防疫作为的差别不大，双方都将传染病传播视为某种形式的紧急状态（无论是否宣布紧急状态），两者都实行了几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隔离措施，也都几乎将国家边界予以严格的封锁。东西方国家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绝不是无谓的谩骂与卸责，而是从新冠危机当中，学取宝贵的教训，将未来更多的天然或人为灾害，视为对各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最大威胁。我们不能因传染病的非常态性，而忽略了平常时期的未雨绸缪，反而应积极面对天然灾害的不确定性，采取「超前部署」，将更多资源与科技投入在「黑天鹅」与「灰犀牛」的预防与治理。

「后新冠」时代：美丽新世界？

            无论新冠病毒是否如同曾经威胁人类的其他传染病一样终将远离，抑或是像一些专家预测的，新冠将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各国必将解除管制，世人必将恢复正常生活，经济活动必将回到正轨。然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灾难，到底将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教训？人类将从如此毁灭性的灾害学得如何的经验？世界是否将会大不同？更重要地，人类是否得以整合各自的力量，为一个「后新冠」时代的来临，预作准备？并为世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些问题正严肃的考验世人的智慧。以下或许是世人需考虑改善的面向：

            首先，各国应亟思如何运用各自在基础科学、应用、实务经验、财力、人力各方面的专长，截长补短，提出面对未来共同威胁的全球对应方法与模式。在新冠危机时，我们已见证各国各自为政的危险，不但缺乏医疗讯息的相互沟通，甚至有些国家之间相互猜疑与指责，严重延误了提早解决困境的机会。在一个「后新冠」时期，我们应多思考如何运用国际现有组织，以及构建新的多边架构，再加上各自的双边机制，将人类面对最大威胁来源之一的传染疾病，做为重新累积人类互信与共享的合作项目。

            要达到上述的目标，人类另一个或需改善的面向，是狭隘的国族主义。从1648年西发里亚合约以来，人类为了追求一定程度的集体安全，发展出一套应对外在威胁的观念与措施，当代主权国家与现代国际体系于焉展开，民族/国族主义因而不断成长与强化。在此次新冠病毒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为了防堵疫情的封锁行为，虽是不得不为的措施，但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感，全球化所带来的所谓地球村一员的认同感似乎显得非常模糊，再加上各国只扫门前雪的防疫政策，更加深了以对抗病毒传播做为「国家安全」防护罩的形象。如果要达到全球在未来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共同防护，就必须在人道与人类安全的前提下，松绑国族主义的紧箍咒，以人道精神为发心，以跨边界合作为架构，结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与资源，共同强化对抗各类灾难的分享能力与能量。

            如何才能提升人类共同面对灾难的整体能量呢？人类资源有限，但需要面对的问题无穷，如果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人普遍面对最具威胁的生命与财产威胁，并不是战争，而是灾难。但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均将军事预算列为重中之重。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准备工作，面对的是发生机率极小的外来攻击，但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只要不是处心积虑将军事力量用于攻击其他国家，所谓的「国防」预算，乃不得不为的措施。然而，因为国族主义长期发展下来，过度强调扭曲式的「国家安全」思维，国家之间纷纷将军事预算列为优先政策，且通常是预算中的前三位，使得其他与人民生命息息相关的政策，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就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撇开发展较为缓慢的国家不说，世界先进西方国家或拥有众多资源的先进开发中国家，在面对新冠危机时的捉襟见肘，无论是医护人员质与量的不足、医疗器材设备的缺乏、社会支持体系的阙如，都与国家资源的分配有关。或许，新冠疫情给予世人一个重新思考孰轻孰重的机会，重新审视各国资源重分配的契机，以人道为终极考虑，而非由政治人物所编织出来的虚幻国家安全。

            人类近几百年的发展，几乎是以西方从科技昌明到崇尚物质的思维与模式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渗透。当代所谓的「现代化」，几乎就是以欧美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模式，由其他地区与国家加诸各自特色而形成的改良式翻版。西方的主流思维是，应该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追寻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随着西方脚步，其他开发中国家亦步亦趋。虽然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看到全球脱贫速度大幅加大，人民生活素质跟着提高，但为了快速发展工业而引发环境恶化与气候变迁，大自然遭受严重破坏，人们的健康又因此而蒙受危害。当人类面对因自己所造成越来越多灾难时，应该回过头来，省思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思维来正视更多的危机。西方的思维重物质的发展，人们习惯于向外求，以逻辑理性角度来找解方；相对地，东方的思维重精神的提升，人们习惯于向内求，以灵性静思的方式来找寻答案。事实上，东西思维缺一不可，重要的是如何能调适两者甚而加以融合，以西方科学的态度以及理性务实的作法，加上东方回归心灵富足与尊重自然的法则，达到理智与觉知、效率与关怀、身心灵的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持续危害，尊重人性的普世化，并共同为人类未来可能面对的危机与威胁，寻求预防与解决的共享机制与资源的分享。

            综合而言，人类面对自然与未知世界最基本的态度，应该要有所改变，从现代文明昌盛以来自负的「人定胜天」，回归到尊重自然的「谦卑」之心。毕竟，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无论人类创造或发现的科技如何先进，地球的资源必有其限制，而人类整体的数目却从一百年前的十亿到目前增长了七倍。为了应付如此快速的人口增加，以及全球各地因经济发展带来生活素质的提升，因而物质需求的爆炸性成长，人类只有依靠科技的发展，去对抗自然的制约。如此，虽然解决了眼前资源不足的问题，但长期而言，与天争资源的方法总是违逆了自然的法则，终会招致大自然的反扑，而引发各种灾难的发生。为了减缓与预防未来的灾难，追根究底，还是必须回归到人类的基本态度与信念，就是谦卑的面对自然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类的未来：文明冲突 vs. 文明融合？

            回到本文一开头有意从杭亭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论证中，寻求新冠全球威胁对于疫情之后世界的可能意涵。事实上，杭亭顿的「文明冲突论」或能解释部分在冷战结束后的世局，例如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不安为全球安全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但从冷战结束至今的世界大势，已远超出杭亭顿所能预期的状况。更何况以文明之间的斗争去论述全球秩序，毕竟是纯粹以西方霸权的角度，试图以非西方文明势力的兴起，来警示西方人民对于自身文明遭受外来威胁的重视。因此，杭亭顿主张美国应联合欧洲，建立起围堵非西方势力的联盟。综合而言，文明冲突论或许能为全球发展至今的问题带来一定程度的解释，但无法为纷乱的世局提供任何解方。

            类似文明冲突的论调充分展现了以西方为全球权力中心论点的霸道，但是非西方的论述也不遑多让。各自凸显本身文明的优越性，同时又夸大「非我族类」的拙劣性，在在都说明了东西方强调相互对抗因而缺乏了文明之间和谐相处最需要的元素—谦卑。为何各文明需要谦卑？对于各自因历史成因所发展出独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所展现的谦卑，就能对其他文明体制的发展由衷的了解与宽容；对于自身长期因习俗、语言、宗教与价值观所衍生的文化所展现的谦卑，才能相互欣赏与学习；对于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大自然所展现的谦卑，世人才能重新找到对自然法则的景仰，同时建立人类与地球永续发展的模式。

            我们已见证了文明冲突为人类所带来的危机，新冠病毒的散播正是一个明显的案例。相反地，唯有建立在文明之间的谦卑与尊重，跨越文明之间有形与无形的鸿沟与藩篱，各文明之间相互尊重长久发展下来的特殊性，相互欣赏因历史与文化分殊的差异性，并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与合作，如此所发展出以爱与尊重为基础的文明融合，才能提升人类的整体文明，也才是人类未来面对与解决可能更多灾难的解药良方。